導讀：本文譯自 Vox 文章《The modern family》，作者 Emily VanDerWerff。本文是 Vox 的 The Highlight 中的家庭問題（Family Issue）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其中描述了現代社會中一些人在家庭方面做出的不同於核心家庭結構的選擇：在距離、疏遠和壓力之下，一些人離開了他們的原生家庭並選擇了自己的家庭。本文中有的人要求不要在文中使用他們的姓氏，以便自己能自由地談論家庭中的疏遠、虐待和複雜關係。文章內容不代表譯者觀點。另需說明，譯者使用了「佗（tā）」一詞作為跨性別者的第三人稱代詞。
規則很簡單。
斯蒂芬妮・德魯里（Stephanie Drury）為她母親劃了一道界線：不要羞辱我。斯蒂芬妮不允許她的母親羞辱自己 —— 不管是因為頭髮，還是衣櫥，又或是她養孩子的方式。如果母親羞辱了她，斯蒂芬妮就會不再與她說話。
但這道界線並不能堅持多久。每當他們說話時，斯蒂芬妮的母親總能找到某個理由羞辱一番自己的女兒。斯蒂芬妮會斷開聯繫一兩個月，然後感到歉疚，又會開始給母親回電話。即便她母親承諾會做到更好，但她終究還是會再犯。斯蒂芬妮同樣如此：她會又一次斷開聯繫，又再次感到歉疚，和解，周而復始。
最終，在持續了一年的反復之後，斯蒂芬妮的丈夫問她和她父母是否願意進行一場調解對話，以便改善他們之間的整體關係。他們請了一位值得信任的牧師朋友來進行調解。當這位牧師發送電子郵件詢問是否願意參與討論時，斯蒂芬妮的母親卻似乎將這種請求會面的問詢解讀成了一種對家庭的侵犯行為。她回復到：「斯蒂芬妮決定不再和我們說話了，這太糟糕了。我很傷心斯蒂芬妮做了這個決定，而我們再也見不到我們的孫子孫女了。」
「有其他人見證了我成長過程中一直承受著這種精神錯亂，我感到了一些慰藉。」斯蒂芬妮說，她是西雅圖的一位風險分析師。「當時我的情緒反應非常激烈。我把牆踢了一個洞。我總算真切地體會到了。就像我的治療師說的那樣：『你的有意識大腦最終接受了你的無意識大腦一直都已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你的父母總是有能力失去你。對他們來說，你的一生都該由他們處置。』
那是 15 年前的事了，自那時起，斯蒂芬妮就再未聯繫過她的父母。那時候，她最大的孩子已經離家上大學，最小的孩子現在正在上高中。在那段時間裡，斯蒂芬妮的兄弟姐妹也嘗試過與他們的父母劃定類似的界線，但總是被類似地拒絕了；他們也自那以後不再與父母聯繫。同樣在那段時間裡，斯蒂芬妮已經學會了重建她的自尊、她的信念以及她的自我意識，她為這些心理範式尋找著不是她父母強加給她的新版本。
當斯蒂芬妮在 2006 年最終將自己的父母剔除自己的人生時，她用來談論自己這個決定的論據還沒準備好。甚至於「界線（boundary）」這個詞都還沒成為她常用詞中的一員。慢慢地但切實地，她終於進入了一個更大規模的社群 —— 其中有現實生活中的人，也有網友，他們都會用愛和支持來關心她。
「現在我到處都有界線，『我不關心你是否是家庭成員，你就是不能那樣跟我講話。』我覺得這樣很好。」她說，「不是在愛中長大是很悲傷的。但尋找有愛的人也會帶來喜悅和希望。有愛的人到處都有。他們並不必須是你的血親。」
2021 年的我們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毒害關係（toxic relationship）和煤氣燈（gaslighting）等概念，它們能夠扭曲家庭關係，甚至讓這些關係帶上罪孽。很多人都知道劃定界線的概念，並且理解家庭的概念可以具備足夠的彈性，甚至可以包含所愛的朋友。這些概念都不新穎，但我們用於談論它們的語言卻通常很顯冷漠，這能讓我們能在一定距離之外面對那些難以置信的痛苦經歷。這樣的語言聽起來很準確；它體現了我們骨子裡都知道的一個不準確的想法：有時候，家庭並不值得珍惜。
但我們說這話是想表達什麼？話說回來，家庭到底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你的家庭是養育你的人以及和你一起長大的人。通常而言，你一出生便與他們在一起，但有時候你是在年紀較小時被領養的。這種家庭概念可以有幾十種不同版本，但其核心總是相同：核心家庭單位（the nuclear family unit）。
這種家庭的定義源自我們過去幾個世紀的文化、故事傳說和宗教傳統，並且在大多數國家也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官方支持，其中也包括美國。只要想想有多少情景喜劇的結局都是某個家庭的長者提醒他的孩子們（也就代為告訴了我們觀眾）：家庭是第一位的，你的家庭永遠不會讓你失望。家庭單位那不可動搖的首要地位是我們最早學習到的比喻之一。
但這個概念卻有著巨大的局限性。
該理念的核心是義務（obligation）。為了使社會有效運轉，某些義務是必要的；父母要麼需要照顧自己的孩子，要麼就需要找其他人代為照顧。但其它義務卻更為混亂，也更容易被濫用。「你的父母養育了你，因此你永遠無法償付對他們的虧欠」在理論上還算正確，但一旦你考慮到有的父母並不關心他們孩子的最佳利益，這個理論就開始瓦解了。類似地，如果某個家庭成員虐待另一成員，那麼「家庭優先」就會成為一個可怕概念；因為在此概念下，所要採取的主要行動的目標是維持這個家庭，而不是救助受害者。
但這些有害情況並不一定會讓我們對家庭的定義發生演進。在這樣一個時代，找到工作的唯一途徑是離開家鄉前往城市，許多家庭（即使是很好的家庭）也都感覺很難遠距離地保持鮮活的家庭關係。漸漸地，對於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人來說，我們近處的朋友開始填補類似家庭的角色，即便我們從未這樣定義過。
在美國文化中，已經存在另一種家庭模式：其中家庭成員是由無親緣關係的成員構成。長時間以來，酷兒選擇式家庭（queer chosen families）已經成為了核心家庭結構之外的替代家庭選擇。酷兒家庭的成員結構更加鬆散，但也是以類似家庭的方式互相支持，儘管更多酷兒家庭也傾向於兩位父母養育子女的核心家庭結構。儘管主導大部分美國政治的福音派教會在積極努力加強對家庭進行更嚴格的定義，但這種定義更鬆散的選擇式家庭已經嶄露頭角。
2019 年，丹尼爾（Daniel）在假期到來前不久遭遇了一個危急時刻。他與自小以來所在的福音派教會決裂了，而在治療過程（旨在幫助他克服決裂前後的複雜情緒）中，他開始揭示自己在童年時的家鄉所遭受過的兒童性虐待。他給父母打電話說他正在接受一些密集的治療，他和他的妻子今年假期不會回家，過幾個月再去看他們。在那之前，他與父母之間有很好的關係，但他開始感覺到這樣的關係只是基於歡樂的聚會，而不是任何實在的東西。
「他們從不過問發生了什麼。他們從未更進一步，就只是停留在『不管你需要什麼空間，都可以』的程度。」丹尼爾說 *（他要求 Vox 不要使用他的真實名字，因為擔心家人報復）*。「我父親最終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嘿，不要給我們發說你認為你什麼時候可能準備好與我們說話的郵件了。當你準備好了，打算和我們搞好關係時，再回來和我們談。』並沒有『發生了什麼？你還好嗎？』我發現這很不合常理，而在我看來，這意味著他們想要避免很多麻煩事。」
丹尼爾和他的妻子都是順性別者（cisgender），而且他們也是異性戀婚姻。但當他與自己的家庭決裂之後，他們發現最大的支持和慰藉卻是來自與他們一起玩的酷兒朋友，尤其是一對女同性戀伴侶，她們住在芝加哥離他們幾個街區的地方。與這些酷兒朋友在一起的時間越多，丹尼爾就發現能獲得更多支持和安全感，他覺得自己的家庭缺乏這些東西。
「發現式」或「選擇式」家庭並不是酷兒社區獨有的概念，但與他們有很緊密的關聯。20 世紀中葉，已經移居到大城市的酷兒們開始組建替代家庭結構（ersatz family structure），這種結構類似傳統的核心家庭，但又不完全一樣。1991 年，凱絲・威斯頓（Kath Westo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我們選擇的家庭（Families We Choose）》中寫道：酷兒選擇式家庭的概念源自男女同性戀者不斷向特定城市遷移。他們通常是被原生家庭排斥，但有時候他們只是自己選擇了離開。而一旦他們來到舊金山等城市，他們就會與周圍其它酷兒建立緊密聯繫。他們當然會這樣。為什麼不呢？這就是人類的本性。
在艾滋病危機期間，酷兒選擇式家庭變得尤為重要，因為同性戀者（尤其是男同）在這段充斥著死亡和悲傷的時期中互相照顧著彼此。這些男人往往已經與各自的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完全斷絕了聯繫，但他們依然會追尋關懷、同情和愛，這是人們通常期望從家庭得到的東西。
在 20 世紀後期，尤其是在艾滋病危機期間，對這些家庭的法律認同成為了許多酷兒關切的一大重點，即該如何將酷兒家庭納入到現有的法律框架中。畢竟，如果與你相愛十幾年的人在醫院中孤獨地死去，或如果你正在照看的來自恐同原生家庭的離家出走青少年要被帶回所謂的「家」，你難道不希望擁有作為配偶或父母的同等法律權益嗎？
威斯頓的書認識到，儘管選擇式家庭與核心家庭都能滿足許多同樣的情感需求，但它們之間還是存在諸多相異之處。由於這樣的相異性，選擇式家庭的存在本身就會給家庭定義的核心假設造成威脅。威斯頓寫道：
要是說同性戀家庭是更廣泛的「美國式親屬關係（American kinship）」中的另一類家庭替代形式、一種有明顯區別的變體，難道沒有道理嗎？由於任何替代都必然替代什麼東西，那麼在這種表述中，替代的就是社會中大多數人共有的家庭核心範式。在美國，核心家庭很顯然代表著一種特權結構，而不是那些只是法律上地位同等的家庭形式中一種。
事實上，隨著酷兒在美國社會中接受度的提升，我們適應核心家庭框架的能力也在增長。2021 年，我能相當容易地與另一個女人結婚。在加州，我們兩個甚至還能相對輕鬆地領養一個孩子。這兩件事在 40 年前都很難做到甚至完全不可能。但是，對於三人家庭或多人家庭等酷兒家庭形式，集體養育孩子的法律認同依然只能獲得較少資源。
「現在，許多老一代和家庭已經相當能接受基本形式的酷兒了。但當你開始思考在主流社會中依然被認為是邊緣或不正常或一定程度上不健康的性認同和性活動形式時，你必然會想到那些人們無法接受的情況。」明尼蘇達大學性別、女性和性研究副教授亞倫・艾祖拉（Aren Aizura）說。
「酷兒和跨性別工作者在建立酷兒社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能在做著性工作的同時向自己的原生家庭坦誠說明。」艾祖拉解釋說，「這類似於 kink 社區的情況。因此，如果這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卻難以向家庭啟齒，那麼你就必須要組織一個更寬泛和更全面的酷兒家庭版本。當你生病時你會給誰打電話？你在什麼時候需要別人給你帶食物？你在什麼時候需要幫忙分攤租金？舉個例子，對性工作者而言，通常的情況是性工作者互幫互助。
艾祖拉補充說，將酷兒選擇式家庭理想化是很具誘惑力，但在某些情況下，選擇式家庭也會滋生毒性關係和虐待。糟糕地對待對方以及向外散布自己的痛苦並不是順性別異性戀者的專利。我們所有人都具有這種能力。因為酷兒選擇式家庭通常是由被原生家庭排斥的人組成的，而且他們與家庭割裂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甚至創傷，所以在本該用來逃避創傷的空間裡，這些人可能會重現這些創傷。
酷兒普遍具有創痛的過去，但是，這也使得他們尤其適應討論和應對那些過往。而伴隨著應對創傷過往的集體意識進入美國主流社會，酷兒們有關選擇式家庭的概念也進入了主流。隨著酷兒家庭獲得更多法律保護，以及隨著我們的家庭結構複製核心家庭結構，直男直女們（cishet）也在考慮通過尤其親近的朋友的來組成家庭，而不只是原生家庭。
「當朋友不再只是要好朋友，而變成了你和他們願意稱為選擇式家庭的關係，那麼對彼此的責任（包括交流溝通、保持聯繫、關切）就會改變，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好且有意義的方式。」丹尼爾這樣描述他和妻子與朋友們之間正在發展的關係。「但生活中的大事情也會改變。如果我和妻子決定搬家而且沒和這些家伙商量，那麼會發生的情況會很不一樣，不同於我們和其它親近朋友之間會發生的情況…… 我們會用我們的選擇式家庭開玩笑，『你們竟敢不和我們商量就搬家。』」
主流社會向著可以承受選擇式家庭結構的方向演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酷兒社區的不懈努力；而至少在美國，福音派教會則站在另一邊，試圖將文化拉回到更嚴格的父權式家庭。儘管這種社會割裂在酷兒的生活中有更顯著表現，但這也會影響許多非酷兒人群。
我採訪過幾十位與自己家庭疏遠的人，他們已經覺得選擇式家庭結構更加適合自己。在幾乎所有對話中，福音派基督教會或類似的保守宗教傳統都出現了，僅有少數例外。
「我在大概 25 歲之前都認為我不能說父母的壞話，否則我就是以某種方式羞辱他們。作為一個孩子，一個基督徒，這就是討上帝歡心的方式。父母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丹尼爾說。「我在〇到六歲階段是個非常活潑的孩子，之後卻變成了專注自我圓滿的人。隨著年紀增長，我的一些活潑好動消失了。但那種自我圓滿情緒還被教會中宗教聲音所強化。所以就算事情不好，你也不能說出來。因此，過去兩年中我的人生經歷就是尋找我在自己家庭中從未有過的聲音，以便為我自己發聲或保護自己。在那種宗教式社會氛圍中，孩子不能為自己發聲。」
美國的白人福音派（尤其是上層階級的白人福音派）仍然受到嚴格家庭結構的限定，其中丈夫相對妻子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父母相對孩子的地位也至高無上。一種文化中的施虐現象往往與該文化中的父權制有關，在近些年，美國福音派基督教一直備受眾多醜聞困擾，而這些醜聞表明特定教會和福音派內部的施虐現象是更加普遍的。（近期的一個案例是不斷被揭露出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內普遍存在性侵犯的問題。）
此外，福音派文化把家庭單位視為我們生活的核心社會組織結構，克里斯汀・科比斯・杜・梅斯（Kristin Kobes Du Mez）說，其是加爾文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耶穌和約翰・韋恩：白人福音派怎麼破壞了信仰又分裂了國家（Jesus and John Wayne: 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 and Fractured a Nation）》一書。很顯然，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家庭就是核心社會組織結構，但在福音派內部，家庭的首要地位甚至超過政府或教會。這種信仰體系讓在施虐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很難獲得多少幫助。
「最糟糕的情況是，教會可能會介入。因此你必須將各種家庭問題帶到教會，經由長者來解決，而在這些教會中，這些長者都是男人。」杜・梅斯說，「因此，如果你遭受了性虐待或家庭暴力，這些社區的成員會被強烈勸阻甚至被命令不要告知警察或他們自己宗教社區之外的任何顧問。
但在選擇式家庭結構中，經常會有大量有關創傷教養方式和原生家庭排擠經歷的討論；至少在美國，這些討論是酷兒社區構建不被掩蓋的對話空間的根基。
「看到真正的愛是什麼模樣確實很有幫助。」來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作家戴安娜・安德森（Dianna Anderson）說，她因為其父親明知道自己有個酷兒孩子還給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投票而與其疏遠了。（因為川普而導致家庭疏遠的情況並不罕見。）「在福音派背景中長大，我們很多時候都被告知愛就是對一個人好，即便對他們有不好的想法也不要告訴他們，這會變成某種煤氣燈。而在最好的酷兒社區中，展示愛的方式是支持你的身份認同，將你視為一個完整的人來理解你，並且不會試圖片面地剖析你。
已經有很多人寫過酷兒和福音派美國之間的割裂，而某些調查顯示福音派教會成員減少的一大主因正是反對酷兒身份認同。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威斯頓在 1991 年寫到的替代家庭結構現在成為了與白人福音派父權制家庭旗鼓相當的類似對立形式。這兩種家庭結構之間的緊張形式可能會變得越來越令人擔憂。
然而，我們對家庭的重新定義的一大主要驅動力往往深受保守福音派人士喜愛。那就是現代資本主義。
讓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漸行漸遠的一大主因是物理上的距離。當人們生活的地理位置間隔很遠時，就會越來越難以保持緊密的情感聯繫。一旦拉開了地理距離，通常也會為人們帶來更自由的心理空間，讓他們可以思考自己原生家庭中的毒害關係。而在現代世界中，越來越多的人遠離自己的原生家庭，原因多半是位於大城市的工作，有時候距離相當遠。
艾爾（Ale）在羅馬尼亞一個保守的天主教社區長大。但當佗離開家去上大學時，佗選擇了英國，在那裡佗終於能夠認真地開始探索佗的性別認同。與自己家庭之間的物理距離也會催長情感上的距離。
現在，十多年過去了，艾爾已經 30 歲出頭並且維持著與佗父母的關係，但那關係中的自己並不是真實的自己。佗很少見到自己的父母，而當佗在電話上或通過視頻交談時，佗的父母會以自己想當然的方式對孩子說話。他們實際上並不是在與他們真正的孩子交談，因為艾爾不願意與佗的父母談論自己的生活。因此佗的關係淡漠了。
「我們每週一次在 FaceTime 上聊大概 15 到 20 分鐘，我大概會問他們一樣的事情，我不會說有關我生活的任何東西。」艾爾說，「『是，工作真的很忙。一直在忙。生活還好。貓在這裡，是不是很可愛？我要去和一些朋友見面了。我們要出去玩了。』就那樣。不會進一步解釋任何東西。」
你能把這稱為關係疏遠嗎？嚴格來說，並不是。艾爾仍然時不時與佗的父母盡責地交談。但佗追求自己少數性別認同的人生經歷在佗與父母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而佗的父母甚至不知道這道鴻溝存在。艾爾考慮過向父母坦白，但又覺得這會導致與父母關係破裂。
根據我的了解，比起徹底斷絕家庭關係的情況，這種並不疏遠的疏遠要更常見許多。舉個例子，我就不再與自己的父母交談了，但我成年後花了許多時間盡責地不時打電話給他們，談論無關緊要的事情。當我試圖坦誠地與他們討論我的變性經歷時，我們的關係破裂了，因為我的父母寧願選擇一個幻想中的兒子，也不願意接受他們實際有的女兒。但即使在那之前，我們的關係也並不真正存在，因為我甚至對父母和自己都不誠實。我們在表演家庭儀式，並不重視真實的聯繫。
人們不需要因為單純的物理距離在家庭成員之間創造了間隙，才去擁抱酷兒身份認同。想要異地維持關係是很艱難的，即便是在有著即時通信的現代也是如此。你很有可能會與你經常見到的人形成親密關係，而你更有可能見到那些與你住得很近的人。
因此，簡單的搬家行為就是我們現代重塑家庭概念的一大主因。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削弱了農村和郊區的價值，將越來越多在那些地方長大的孩子虹吸到大城市地區，尤其是沿海地區。如果你像我一樣從南達科他州搬到了洛杉磯，你會切實地感受到故鄉對你的影響在慢慢減弱。資本集聚在沿海地區，因此孩子們會去那裡，而父母會留在後面。由此關係破裂。
當父母和孩子雙方都不刻意主動地試圖保持積極關係時，這種轉變就不會只是簡單的親子關係緩慢磨滅。如果你是在百年前一個施虐式家庭結構中長大的，你基本不可能離開它，這就意味著你會或多或少接受它，將其看作是正常的。當你離開那種結構並且搬家遠去，你可能會發現並認為你長大的家庭環境其實糟透了。當你與有毒的家庭成員相距半個大陸時，與他們劃清界限要容易得多，因為物理距離本身就能充當你的最終界線。
斯蒂芬妮的孩子們已經到了可以將她剔除自己生活的年紀 —— 如果他們願意這樣選擇。她預計他們不會這樣做。她希望他們不會這樣做。她相信自己與他們的關係良好。但她自己與父母的經歷讓她相信她虧欠孩子們很多，而孩子們欠她很少。
「曾經有位諮詢師告訴我：『你不欠你父母任何東西。』而當她對我說這話時，我一時還很難體會其中內涵。她又說：『好吧，你可以這樣看：你覺得你的孩子欠你什麼東西嗎？』然後我立馬就說：『不！肯定不欠！』斯蒂芬妮說，「為人父母，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足夠好。但要做到足夠好，最起碼的就是平等，將你的孩子當做一個人來對待，而不是指望他們來應對你的自戀性創傷（narcissistic injuries）。」
儘管細節各不相同，但我們全都在一種堅持崇尚家庭至上的文化中長大 —— 你的家庭會永遠支持你，而你最嚴重的惡行就是背棄自己的家庭。
但我們也知道這是如此地不真實。我們知道家庭有無數種破裂方式，即使最有愛的家庭也會有停擺時刻。但我們沒理由完全摈棄家庭的理念。當然不會。但也許可以擴展家庭的定義，從「與我有親緣關係的人」到「首先出現的人、永遠支持我的人、我永遠不會背棄的人」。
或者，更簡單地說：有時候，你的家庭並不就是你的家庭，這樣就很好。
因此也許存在一種更好的構建家庭的模式。我問這篇文章中那些與原生家庭疏遠的受訪者：對於家庭的定義而言，什麼特徵是最重要的？出乎我意料，沒人說是愛。相反，最常出現的主題是安全 —— 一個能讓你毫不畏懼地做自己，不擔心後果的地方。
「這顯得非常煽情，但：對你而言，誰讓你感覺像家一樣？家庭應該讓人感覺像家。肯定有些人与我就是有默契，讓我感覺安全，與我有共鳴。不是所有朋友，但是他們中的一部分。」斯蒂芬妮說，「而我正在學習越來越多地以此引導生活。你的直覺永遠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