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後兩天，他來到我家做客，說有了一個想法，打算搞點行為藝術。
我看著他的黑框眼鏡、淺藍色羽絨服、深藍色牛仔褲和白色運動鞋，感覺實在過於普通，很難想象這幅身體中有任何藝術的成分。我問他為何突發奇想，莫不是中年危機到了。
他搖頭否認，說自己只是實在難以接受。
我問他打算怎麼做。
他說首先是買一身粗布衣服，不夠厚，不適合任何冬天；再買一條鐵鏈，掛在脖子上，就像 Lancel Lannister 那樣；然後還要買八個模型嬰兒，噴上紅漆作為污血，用一根粗繩子綁在一起，再將繩子的另一端從胯下穿過，繫在腰間，將這八個模型嬰兒拖在身體後面，是象徵暴行的死嬰；然後還要在脖子上掛一塊紙板並用粗大紅字寫上「人民幣二千元」；一切妥當了便去人民廣場行走，低頭，顫抖，恐懼，慢慢走幾圈。他說這是為了展示人民的面目。
我說你瘋了，你必定走不到人民廣場，他們會逮捕你，然後說不定將你關進精神病院，最終讓你真正發瘋，無可救藥，讓你的精神錯亂證明他們的通告。
他說：「我總得做點什麼。」
我說不要做。
他說：「你得幫我。」
我拒絕。
「你要拿一把用來拔掉牙齒的大鉗子，浸幾下豬血，背在背上，然後左手抓緊我脖子上的鏈子，就像牽著一條狗，右手則拿條腥臭的鞭子，一邊走一邊抽我，你還要一路微笑，也可以狂笑，就像那個姓董的，就像得了極大的滿足，就像我犯了不可原諒的罪行。對了，你可以買些假牙，塗點血，串起來掛在脖子上。」
我說我不能，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打你。
他說這也是人民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