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 Noema 文章《What If Money Expired?》，作者為 Jacob Baynham，他獲得過美國國家雜誌獎，曾經是蒙大拿大學新聞學院的 T. Anthony Pollner 傑出教授。文章內容不代表譯者觀點。另需說明，原文中的「money」一詞在譯文中會有「錢」、「金錢」或「貨幣」三種譯法，具體依上下文而定。
幾週前，我九歲的兒子 Theo 發明了一種法定貨幣，用於促進他在客廳堡壘中的貿易活動。作為一位新生的資本家，他開了一家堡壘禮品店，銷售一些用摺疊紙和隨意使用的膠帶匆忙製成的書籤。這些書籤上還寫著一些口號，比如「Love」、「I Rule」和「Loot, Money, Moolah, Cash.」
Theo 六歲的弟弟 Julian 對這些書籤很感興趣，而且 Theo 很樂意以每份 1 美元的價格賣給他。
「慢著，」我在另一個房間裡喊道。「你賣它們時不能收真錢。」（我知道這是國家干預。）
Theo 無可奈何地同意了。一番思索後，他實施了一個新方案：他弟弟可以使用記號筆和紙自己印錢。只要 Julian 在一張紙上寫上三次「I CAN WRITE」，這張紙就能變成一張法定貨幣。拼寫錯誤則會讓這張錢無效。
「它必定有些價值，」Theo 解釋說，「否則，你就會直接印個幾百萬美元。」
Julian 抱怨了幾句，但很快就使用他的新財富換了一個書籤。Theo 把這張錢存入了自己的口袋，由此這個堡壘的商業活動開始了。
錢到底是什麼？#
「錢的歷史中一半是基於想像的強制措施，一半是異想天開的邏輯思辨。」Jacob Goldstein 在他引人入勝的著作《錢：編造的真實（Money: The True Story of a Made-Up Thing）》中如是寫道。在錢出現之前，人們靠的是以物易物 —— 這種體系不方便，因為這需要「需求的雙重巧合」。如果我有小麥你有肉，那麼為了達成交易，我必須想要你的肉，同時你也想要我的小麥。效率極低。
許多文化都發展出了交換有價值物品的儀式，比如婚禮、因殺人而贖罪或獻祭犧牲。對於這些交換活動，所使用的物品種類很多 —— 從貝殼到牛、抹香鯨牙齒和長牙豬。這些商品有助於實現錢 / 貨幣的兩個核心功能：
- 它們可作為一種記帳單位（能提供一個衡量價值的標準）。
- 它們可作為一種價值儲存手段（可以現在積累並以後使用的東西）。
由於以物易物體系存在缺陷，這些商品無法發揮貨幣的第三種功能，也即：
- 充當交換媒介（可用作輕鬆交換商品的中立資源）。
直到大約公元前 600 年左右，滿足這三種功能的貨幣才被創造出來。那時候，呂底亞王國（在如今土耳其境內）創造了許多歷史學家普遍相信的第一批硬幣：由金銀融合而成的疙瘩，上面印有獅子圖案。後來這一想法傳入了希臘，那裡的人們開始在名為集市（agora）的公共場所用貨物交換硬幣。貨幣也很快創造了傳統勞動力體系的替代品。現在，人們除了給富裕地主的農場工作一年來換取食物、住宿和衣服，還可以通過短期工作來獲取報酬。這讓人們獲得了離開糟糕工作的自由，但也讓他們有了在需要工作時找工作的不安全感。
亞里士多德就是不相信貨幣的人之一。他擔心希臘人會因為對硬幣的追求而失去一些重要的東西。突然間，決定一個人的財富的不再是勞力和思想，而是詭詐能力。
一年夏天，哲學家泰勒斯（他創造了「認識自己」這句話）預測希臘將會迎來橄欖的豐收。在橄欖成熟前，他租下了周圍島上的所有壓榨機，然後當收穫季到來時，每個人都去他那裡壓榨橄欖，他由此變得非常富有。現在我們把這稱為優良的商業頭腦。亞里士多德則說這「不自然」。
對商業不信任的人不止他一人。在神話之中，赫爾墨斯既是商人之神，也是盜賊之神。而《聖經》中也講述了耶穌在一座耶路撒冷聖殿裡掀翻貨幣兌換商和商人桌子的故事。在那些早期時代（今天其實也一樣），商業意味著剝削 —— 剝削自然資源和其他人。（另一方面，印加人在沒有任何貨幣的情況下建立起了整個文明，他們有的是一個複雜的貢品體系和結構化的專業化工作。）
儘管如此，貨幣概念還是傳開了。公元 995 年，中國的四川地區出現了紙幣；那時候成都的一位商人為人們提供精美的收據以換取他們的鐵幣。紙幣能讓人們免於財富的重負，這有助於促進更長距離的貿易。
隨著貨幣的發展，貨幣也越來越具有象徵性。早期紙幣的作用是欠條，總是可以兌換成各種價值的金屬硬幣。但在 13 世紀末，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發明了沒有任何東西支持的紙幣。那之所以是錢，是因為皇帝說那是錢。人民認可了。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隨著股票市場、中央銀行以及最近加密貨幣的發明，貨幣實現了更加奇妙的信仰飛躍。
如今，流通中的美元實物貨幣約為 2.34 萬億美元，其中一半都存放在國外。這僅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貨幣總價值）的 10%。美國銀行存款總額約為 17 萬億美元。而這個國家的總財富（包括非貨幣資產）約為 149 萬億美元，是可用現金總額的 63 倍多。這些數值之間的差就像是宇宙中的暗物質 —— 我們沒有統計它的實際辦法，然而如果沒有它，我們對宇宙或經濟的理解就會崩塌。
對發達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貨幣就是銀行計算機上的一行行數據。錢是抽象的、荒謬的。它是一種信仰體系、一種語言、一種社會契約。貨幣即信任。但規則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貨幣總是如此，」Goldstein 寫到，「在某個特定時期，無論什麼是貨幣，似乎都是貨幣應有之自然形式，而其它一切似乎都是不負責任的瘋狂。」
這個問題在一個德國人眼中的樣子#
一個多世紀前，一位眼帶狂熱、素食主義、提倡自由戀愛的德國企業家和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西爾沃・格塞爾（Silvio Gesell）提出了一種激進的改革方案，可以徹底改造我們所知的貨幣體系。他想打造出會隨時間消失的貨幣。他解釋說：我們目前的貨幣是一種不充分的交換方式。一個擁有一袋錢的人所擁有的財富並不等於擁有一袋農產品的人的財富，即使市場認同農產品與那些錢等值。
格塞爾在其 1915 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自然的經濟秩序》中寫到：「只有會像報紙一樣過時、像土豆一樣腐爛、像鐵一樣生鏽、像乙醚一樣蒸發的貨幣才能經受住作為土豆、報紙、鐵和乙醚的交換工具的測試。」
格塞爾於 1862 年出生在現今的比利時，在九個孩子中排行第七。由於父母無力承擔學費，他在高中時輟學，在郵政部門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後在 20 歲時前往西班牙在一家商行工作。四年後，他移居阿根廷，並在那裡成立了一家進口醫療設備的公司和一家生產紙板箱的工廠。
1880 年代那段時間，阿根廷的經濟蓬勃。使用從歐洲借貸來的資本，該國大舉投資鐵路和其它基礎設施，目標是讓本國資源進入國際貿易之中。但是，這些項目的紅利到來得很慢，讓該國難以償還其債務。與此同時，通貨膨脹也正導致該國貨幣貶值，讓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下降。1890 年，阿根廷有近 4800 萬英鎊國債違約，其中大部分是由一家英國商業銀行承保的。阿根廷的 GDP 一年下降了 11%，該國陷入嚴重衰退和政治動盪之中。
1898 年，阿根廷政府開始實施通貨緊縮政策，試圖治療經濟弊病。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失業率上升，不確定性讓人們囤積金錢。經濟陷入了停滯。格塞爾意識到，有足夠的錢可以流通。但問題是，它沒有流通。他認為，貨幣的屬性（持久性和可囤積性）阻礙了貨幣的流通：「當信心存在時，市場上就有錢；當需要信心時，錢就被取走了。」
依靠勞力生活的人遭受了更大的衝擊。如果我去市場出售一蒲式耳黃瓜，而如果此時食物成本正在下降，那麼購物者可能不會購買它們，而寧願在下週以更低的價格購買。我的黃瓜堅持不了一週，所以我被迫降價。螺旋式通貨緊縮可能就會隨之而來。
法國經濟學家皮埃爾 - 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這樣說：「你可以把錢想成打開市場之門的鑰匙。但事實並非如此 —— 錢是關上它們的門閂。」
格塞爾寫道：金錢之過不止於此。當小企業從銀行貸款時，他們必須向銀行支付這些貸款的利息，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提高價格或削減工資。因此，利息是以公共成本為代價的私人收益。實際上，富者恆富，窮者恆窮。這樣的案例在我們經濟中比比皆是：有錢的人賺得更多（比如高收益對沖基金的最低投資額為 10 萬美元），而無錢之人要支付更高的成本（例如高息掠奪性貸款）。
「商人、工人、股票經紀人都有相同的目標，即去利用市場狀況，也就是廣大公眾。」Gesell 寫到，「也許高利貸和商業之間的唯一区别在於，專業高利貸者的剝削更針對特定的人。」
格塞爾認為，在我們當前的經濟中，最有回報的想法是在每筆交易中盡可能少地付出並盡可能多地獲得。他認為，這樣做會使我們在物質、道德和社會方面變得更加貧窮。他感嘆道：「利用鄰居的需求，使用各種推銷手段相互掠奪，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西爾沃・格塞爾，來自維基百科
為了糾正這些經濟和社會弊病，格塞爾建議我們改變貨幣的性質，使其能更好地反映其所交換的商品。他寫道：「如果我們希望讓貨幣成為一種更好的交換媒介，那麼我們就必須讓貨幣成為一種更糟糕的商品。」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發明了一種會過期的貨幣 Freigeld，意為自由貨幣。（譯者注：後文譯為自由幣。）（自由是因為它能免於囤積和利息。）其理論的工作方式是這樣：一張 100 元的自由幣的背面有 52 個帶日期的框，為了保證其依然價值 100 元，持有者必須每週貼上一張 10 分的郵票。如果你想持有這張紙幣一整年，要使它繼續價值 100 元，那就需要在其背面貼上 52 張郵票 —— 成本就為 5.20 元。因此，對這張紙幣的持有者來說，其會每年損失 5.2%。（如有必要，可以對郵票的價值和粘貼速率進行微調。）
這個體系的運作方式與我們當今的體系相反。在當今的體系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持有的資金會隨著利息的增加而增值。在格塞爾的體系中，郵票將成為個人的成本，而它們創造的收入將成為公共收益，從而減少政府需要徵收的額外稅款，並能使其能夠支持那些無法工作的人。
錢可以存入銀行，這樣錢就可以保留其價值，因為銀行將會負責這些郵票。為了避免支付郵票費用，銀行將有動力放貸，將持有費用轉移給其他人。在格塞爾的願景中，銀行可以非常自由地放貸，以至於它們的利率最終會降至零，並且它們也只會收取少量的風險溢價和管理費。
使用這種郵票憑證貨幣，經濟的生產力將會得到充分釋放。資本將對每個人開放。與此同時，會有一個貨幣辦公室（Currency Office）來維持價格穩定，其做法是監控流通中的貨幣量。如果價格上漲，貨幣辦公室就銷毀貨幣。而當價格下降時，它就印更多錢。
在這種經濟中，貨幣的流通速度就像是人們在拋出燙手山芋一樣。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不勞而獲的收入」讓放貸人靠利息致富。相反，個人的經濟成功將與其工作質量和思想能力直接相關。格塞爾想像這將會在經濟中創造出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自由競爭可促進效率並讓自由競爭進一步傳播。」
這種新的「自然的經濟秩序」將伴隨著土地所有權的改革，實現「自由土地（Free Land）」，這時候土地不再是私有的。當前的土地所有者將獲得政府的土地債券補償至少 20 年時間。然後他們將向政府支付租金。格塞爾想像，這些租金將用於政府開支，並為母親們發放年金以幫助女性實現經濟獨立，並在她們想要時幫助她們結束一段關係。
格塞爾的思想從他認為的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缺陷中拯救了私人的、競爭性的企業精神。可以說格塞爾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致力於社會正義，但也同意亞當・斯密的觀點，即自利是任何經濟體的自然基礎。
馬克思主張通過組織來實現被剝削者的政治優越性，而格塞爾則認為，我們只需消除經濟障礙即可實現我們真正的生產能力。他認為，可以通過系統性變革來做大蛋糕並更公正地分蛋糕，而不是通過革命來重新分配。他寫道：「我們不會給我們的繼承人留下永遠源源不斷的收入來源，但這樣創造的經濟條件足以確保他們獲得全部勞動收益，難道不是這樣嗎？」
儘管許多人將格塞爾斥為無政府主義異端，但他的想法受到了當時主要經濟學家的擁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用了五頁篇幅來談格塞爾，並將其稱作是一位「奇怪的又被過度忽視的先知」。他認為郵票代金券背後的思想是合理的。凱恩斯寫道：「我相信，相比於馬克思，未來的人們會從格塞爾的精神中學到更多。」
1900 年，格塞爾退休並在瑞士務農，他在這裡出版了一些有關貨幣改革的小冊子、書籍和雜誌。1911 年，他搬到了伊登（Eden），這是柏林郊外的一個單一稅制的素食公社；他在這裡批評一夫一妻制並倡導自由戀愛。1919 年時，和平主義詩人和劇作家們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他們邀請格塞爾擔任財政部長。格塞爾為土地改革、基本收入和自由幣制定了計劃。這個共和國持續了整整一週時間，然後被共產黨推翻，然後又被德國軍隊鎮壓；德軍拘留了格塞爾並指控他叛國。
他進行了一場慷慨激昂的辯護。「我沒使用武力、罷工以及癱瘓企業和工廠、破壞活動來攻擊資本。」他在法庭上說，「我只會用無產階級本身就有的唯一武器 —— 工作。通過建議群眾進行不受約束、堅持不懈的工作，我要打倒利息的偶像。」
格塞爾被無罪釋放，並重新開始寫作。1930 年，他因肺炎在伊登去世，享年 67 歲。
然後事情真就發生了#
就在那一年，巴伐利亞一座小城施瓦嫩基興（Schwanenkirchen）附近一個休眠煤礦的礦主為了重新開始採礦，試圖從銀行獲得貸款，但沒有成功。在傳統金融代表那裡受阻後，他前往了瓦拉換匯協會（Wära Exchange Association），這個協會的創立目標是將格塞爾的思想付諸實踐。該協會同意向礦主提供 5 萬瓦拉（Wära），其等值於 5 萬德國馬克，但卻是一種會貶值的貨幣。
然後這位礦主召集了一些失業礦工，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回來工作，但工資不是法定貨幣，而是這種新貨幣。他們同意了，畢竟什麼錢都比沒錢好。這位礦主從已在使用瓦拉幣的倉庫購買了食物、衣物和家用品。已經回來挖煤的礦工則可以使用他們的工資從礦主那裡購買這些貨物。很快，城鎮中的其它企業也想使用這種貨幣了，以便從這突然湧入的現金中獲益。由於這種貨幣每月會貶值 1%，所以每個人都急切地想把它出手，它就在經濟中快速流通開了。很快，瓦拉幣就在整個地區替代了德國馬克，這引起了大銀行和政府的警惕。最後，德意志帝國銀行（Reichsbank）禁止了該貨幣，從而終結了這場實驗。
兩年之後，格塞爾的思想在奧地利小鎮沃格爾（Wörgl）再次成為現實。1932 年，曾是一位社會主義機車工程師的沃格爾市長迫切希望讓他的選民重返工作崗位。作為格塞爾思想的支持者，他制定了一項計劃：用每月貶值 1% 的工作券（Work Certificate）來取代奧地利先令。
這位市長以工作券支付工資，雇用鎮民來改善道路、安裝路燈並建造一座混凝土橋梁。工作券迅速從商戶流向了租戶、房東、儲蓄賬戶。為了避免支付郵票費用，人們會早早繳稅。一年之內，這些工作券被轉手了 463 次，創造了價值近 1500 萬先令的商品和服務。相比之下，普通先令僅被轉手了 21 次。
這個實驗被稱為「沃格爾奇蹟」。維也納的報紙注意到了這一點。法國政府也表達了興趣。奧地利的 200 名市長在他們的社區制定了類似的計劃。但是，金融當局再次感到不安，他們認為這些本地郵票代金券削弱了國家銀行的貨幣發行權。1933 年秋，奧地利最高法院禁止其流通。
受大蕭條激發，美國和加拿大也出現了格塞爾實驗。1932 年，愛荷華州哈沃登（Hawarden）發行了限量的郵票代金券，用於支付公共工程費用。同年，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Anaheim）部署了一個類似的計劃。1933 年，俄勒岡州試圖印刷 8000 萬美元的郵票代金券，但被美國財政部阻止。1936 年，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省長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綽號 Bible Bill （聖經比爾） ）領導的政府推出了會貶值的「繁榮券（prosperity certificate）」（人們很快將其重新命名為 velocity dollar （速度美元） ）。
那十年，美國有 37 個城市、8 個縣和一些商業團體嘗試發行了近 100 種不同類型的郵票代金券。所有這些實驗都局限於本地、範圍小且時間短。1933 年，自稱西爾沃・格塞爾的謙虛學生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試圖說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採用國家郵票代金券，他甚至說服阿拉巴馬州參議員提出了一項法案，即發行多達 10 億美元會貶值的貨幣。這份法案未能到達投票階段。羅斯福當時正準備讓國家脫離金本位，他擔心任何進一步的經濟創新都會破壞穩定。
格塞爾還有其他布道者，包括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和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龐德是費城美國造幣廠一名檢驗員的兒子。小時候，龐德去看過在地下室金庫中工作的父親，他看到汗流浃背、光著膀子的男人拿著巨大的鏟子，把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銀幣鏟進計數機，「就像撿垃圾一樣」。他後來如是寫道：金融家通過收取貸款利息而不勞而獲，這樣是不自然的。這位詩人認為，我們當前的經濟秩序會抑制當前的工作和創造活動，同時還會激勵人們操控市場和進行精明的（有時甚至是欺詐式的）獲利手段。對龐德來說，貨幣的概念是如此普遍和未经審視，以至於貨幣本身已經成為目的，而不是它本來應該成為的工具。
1935 年，他寫了一篇文章《金錢有什麼用？》。他在其中熱切地宣傳格塞爾提出的會到期的錢。龐德寫道：「健全和體面的經濟體系的目標是解決問題，讓體面的人能夠在現有商品的限度內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
龐德把格塞爾的想法稱為「植物性貨幣（vegetable money）」，並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均衡力量，會讓人無法擁有在銀行積累的金錢財富，而其他人則擁有在地窖裡腐爛的土豆財富。在龐德看來，一個國家的財富不應該用貨幣的數量來衡量，而應該用其創造性和生產性技藝的繁榮程度來衡量。「當整個國家沒有或無法為其人民獲得足夠的食物時，這個國家就是貧窮的。」他寫道，「當有足夠的食物而人們卻無法通過誠實的勞動獲得它時，這個國家就是腐爛的。」
龐德認為，錢是有機的，會有新生和腐爛，其在人與人之間自由流動並有助於促進慷慨行為，更有可能將社會團結在一起，而不是將我們孤立起來。」會過期的錢會讓整體富裕起來，而不是少數人。高利貸（我們可以理解為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是後宗教改革時代文化消亡的罪魁禍首。
龐德最後移居到了意大利並接受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來執行這些想法。在這個過程中，他那藝術般的理想主義讓位給了專制法令。龐德在經濟方面有著堅定的信念，在人性方面卻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寫道：「在三天之內建立一個完美和公正的貨幣體系，那些重商主義和企圖壟斷的混蛋就會開始想出一些欺騙人民的花招。」
這對今天而言意味著什麼#
格塞爾那會過期的錢的思想「與我們對貨幣的理想屬性的了解完全相悖。」David Andolfatto 最近對我說，他是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前高級副行長，也是邁阿密大學經濟系主任。「你到底為什麼想要錢來獲得那個財產？」
但在新冠疫情之後的經濟低迷時期，Andolfatto 認識到了危機時期會過期貨幣的潛在價值。政府向美國家庭發放的救濟支票並沒有立即達到刺激經濟的預期效果，因為許多人沒有把錢花掉，而是存了起來。Andolfatto 解釋說，這是節儉的悖論。這對個人有利，但對群體不利。
「好吧，但如果我們向他們提供的是帶時間熔斷的錢呢？」Andolfatto 記得自己當時很疑惑。「你給他們提供錢，然後說：如果你在一段時間內不花掉這些錢，錢就會消失。」
Andolfatto 在其 2020 年 2 月寫的論文中將這一概念稱為「hot money credits（熱錢信貸）」。他指出，當經濟陷入恐慌時，就會出現「協調失靈（coordination failure）」現象 —— 人們停止花錢，其他人則沒法賺錢。在恐慌時期穩持資金會進一步抑制經濟，從而會創造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因此，格塞爾的錢會過期的思想能成為治病良方嗎？
「是否可行取決於診斷情況。」Andolfatto 告訴我，「這就像是醫生給健康人和病人服用藥物一樣。你只要吃藥，就會有副作用。如果這個人很健康，也不會讓他變得更好。甚至可能讓他身體變差。而如果他們病了，吃藥就能讓他們好轉。」
Andolfatto 說，問題是發放帶有過期日期的疫情支票會傷害那些有少量儲蓄的人。在銀行中存了錢的人會像使用普通錢一樣使用那些會過期的錢。而沒有儲蓄的人可能會發現會過期的錢會迫使他們花錢，並且基本無助於穩定他們的財務狀況。
Andolfatto 繼續說，自從他寫了那篇論文以來，即便沒有使用格塞爾的激進改革政策，美國經濟復甦得也非常好。「我承認我對這個想法很感興趣，」Andolfatto 說，「你可以在地方上做這個。我想知道，從實際角度看，是否可以大規模地做到。」
凱恩斯認為格塞爾的會到期貨幣只能算得上是「半個理論」—— 凱恩斯辯稱，它沒能成功解釋人們對流動資產的偏好，貨幣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花旗集團前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Willem Buiter 對我說：「作為交換媒介，貨幣也必須是一種價值儲存手段。」他繼續說道，在格塞爾式經濟中，富人只會以另一種形式儲存他們的財富 —— 也許是金條，也可能是船 —— 當他們想要交易時可以將其換成錢。
Buiter 不相信格塞爾式貨幣能夠真正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他確實指出：有時央行將利率降至零以下是有利的，比如當通貨膨脹和市場利率較低時，應該繼續降低利率以維持充分的就業率和資源利用率。在無現金經濟中，正利率或負利率可以很容易地應用於數字貨幣，這正是 Buiter 和其他人所倡導的。但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政府該如何對硬通貨實際施加格塞爾稅。「如果不貼郵票，你就必須把錢沒收掉。」Buiter 說，「那會相當殘酷。」
1938 年，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與阿爾伯塔省南部的錫克西卡人（Siksika，黑足族）一起度過了六週時間。（馬斯洛後來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該理論將人類需求從生理需求（空氣、水、食物）到超越需求進行了排序。）他發現了一個財富不以金錢或財產衡量的社區。「在他們眼中，最富有的人幾乎一無所有，」他寫道，「因為他已經把一切都交出去了。」
今天，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錢就是保證。我們生活在一種追求安全至上的文化中。所有人都告訴我們要存錢 —— 為了應對健康危機、為了孩子上大學、為了退休。但是，通過金錢或其它任何東西，有可能保證我們的生活安全嗎？
活動人士 Astra Taylor 在她的新書《不安全時代》（The Age of Insecurity）中寫道：「現如今，為了試圖讓自己和社會更加安全，我們的許多方法（金錢、財產、所有權、警察、軍隊）都產生了矛盾的效果，這恰恰會損害我們追求的安全，加速對經濟、氣候和人民生活（包括我們自己的生活）造成的損害。」
財富無阻礙積累的負面後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侵犯人權、腐敗和破壞地球都能找到理由。可以想像，錢的許多化身具有不同的價值。對碳排放定價是抵消經濟增長造成的環境破壞的一種方法。全民基本收入和免費高等教育將有助於重新分配金融和社會資本，讓分配更加公平。
人們提出了更激進的問題：如果你一生中積累的金錢隨你一起消失了怎麼辦？如果精算師算出了人們過上舒適生活所需的資金數額，並且將人們的收入限制在這個數額，又會怎麼樣？如果一個人的財富是由一個人的工作熱情（而不僅僅是運氣、地理位置和特權）決定的，那麼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呢？
Mark Sundeen 在其著作《放棄金錢的人》（The Man Who Quit Money）中描寫了一位猶他州的男子 —— 他將自己畢生積蓄存入了一個電話亭，完全脫離了這個貨幣制度。這是世界各地的虔誠者和反傳統者的一個古老傳統 —— 成為隱士，以便使自己的節奏超越社會習俗。許多最有魅力的人的生活都是基於激情，這些激情並不能為他們賺錢，但卻能讓他們的人生變得非常豐富，這些是錢買不到的。當我們找到了那些可以支撐我們的東西（藝術、愛好、奉獻）時，這些活動的價值就超越了金錢，可以在更深層次的精神層面上滿足我們。
金錢可能是一種語言，一種能以我們都理解的方式翻譯價值的方式，但金錢並不是我們話語的總和。一個人擁有的錢越多，工作對這個人來說就越沒有意義。與此同時，生活中最有意義的工作（比如撫養孩子或為他人做飯）往往是沒有報酬的。然而，這些才是生活的實質，是決定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將如何被銘記的東西。
格塞爾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擊敗了共產主義，但他也認識到我們當前的經濟秩序存在缺陷。「要麼選擇進步，要麼選擇毀滅。」他寫道，「我們必須繼續前進，穿過資本主義的泥沼，抵達彼岸的堅實大地。」
他的會過期貨幣的想法是否比我們繼承的現狀更荒謬？也許他最大的貢獻是提醒我們：金錢的規則可以被重新發明，正如一直以來的那樣。金錢是我們集體想像力的構建之物，受到我們的自滿情緒的影響，確實如此，但它也受到我們的求索、價值觀和最高抱負的影響。格塞爾主張對我們的經濟制度抱有積極參與的、探究性的好奇心，這樣我們就有可能重新構想它們，以更好地服務於我們想要創造的社會。他寫道：「能讓人類繁榮發展的經濟秩序才是最自然的經濟秩序。」因此，我們的經濟秩序可能還仍需進步。